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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?子?同?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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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符德增是57年经乡陆小波先生的举荐,以工商界的精英加入刚组建的“中国民主建国会”镇江分会。届时他是公私合营“恒顺醋厂”的私方经理,587月镇江市内47家酱园均公私合营并入“恒顺酱醋厂”,父亲任“大恒顺”的车间主任,主管生产。他原本是搞金融的,现为车间主任就是要搞生产,酱醋厂生产的酱醋、酒等的重要工序就是发酵。为了专研发酵这门科学技术,他深入车间向老师傅学习,向专家请教,改进了工艺,赢得好评,即将被提升为副厂长,并推选为市政协委员。

一切似乎顺风顺水,但风云突变,反右运动开始了。根据父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,他还不在内部掌控的右派名单内。可是,他不顾“民建市委”、“市统战部”专人上门的提示与警告,拒绝揭发大右派胡鲁璠,终被增补为右派。他被降职、降薪,下车间劳动。

61年父亲被调负责“广东山庄”新厂房的基建工作。那里原本是一片菜地,他用硬纸片按比例剪成小方块,不断地在规划图中摆放,以求各车间、办公楼的合理摆放。现在看来这是多么“笨”的方法,可是他就是孜孜不倦的用这种“笨”的方法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新的酱醋厂。

以后他又被派撰写恒顺的厂史。为这,他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,续编整理了恒顺厂的厂史。现在,座落在恒顺醋业集团的“醋文化博物馆”中有恒顺酱醋厂厂史的专馆中就有一个专柜,摆放着恒顺酱醋厂厂史的原始文件样本。那是一个老、旧的笔记本,用专用玻璃罩保护着。那似乎是父亲的手迹,我参观时多次要求要开罩验看,终被婉拒。在数次参观恒顺厂史专馆时,都听到参观的老人问其专馆中怎么没有介绍符德增的展品?我听了很感动——在镇江一些老人的心目中,我父亲还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,香港被日本沦陷。父亲被迫逃难回镇江。那时,他是香港盐业银行的高管,在港工作十年小有结蓄,想回乡以此谋生。谁料客船至上海港外,查出船上有霍乱病菌,被禁进港。日伪不顾船上乘客死活,断水、断供,乘客一片慌乱。而走私小贩夜晚划着小船到客轮高价出售食品。由于战乱父亲带回的当时港币几天内大幅贬值,而父困在客轮上不能及时处理,据父亲回忆,当时从小贩买一只茶鸡蛋就要七块钱,客轮在上海港外滞留多日,花费巨大,最终回到镇江时,他多年的结蓄已消耗殆尽,困窘随之而来。“衣锦还乡”的父亲自嘲那时是“西装毕挺,腰里夹大饼”。即便如此,他仍拒绝日伪的高管美职的诱惑,不当汉奸。非但如此,他还严词训斥在伪“新镇报”当记者的堂弟福德铭:“我们符家除了你没有当汉奸的,你丢尽了祖宗的脸!”。而符德铭只能讪讪离去。事实上,符德铭是个热血爱国青年,他是受中共长江工委的指派,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。后他遭叛徒出卖,被捕入狱。知道真相的父亲,四方奔走,百方营救。出狱后的符德装疯逃脱监视,最终到达句容抗日报根据地。建国后,符德铭在上海,南昌等地担任要职,回乡时不避嫌疑,专程看望已是右派的堂哥,手足之情弥足珍贵。43年,父亲进入一家民营兴业银行当经理。由于具有多年的银行工作经验,加上工作认真负责,努力进取,父亲把兴业银行办得有声有色,由此声名鹊起,深得当时商会会长陆小波和乡绅严惠宇的青睐。抗战胜利后,由于屡遭家国之变,风侵雨袭的恒顺醋坊摇摇欲坠。李氏家族派出长子李友芳接任恒顺酱醋坊,李友芳向陆小波求助。陆考虑再三,郑重向李举荐了父亲。本拟返港回盐业银行复职的父亲,经不住陆李二人的诚恳相邀,最终担任了恒顺经理一职,“全权处理恒顺一切事务。”他很得意的回忆说:我是八人大桥被抬进恒顺的。恒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短缺,此刻找来父亲无异觅得“一剂良方。”父亲熟稔银行业务,在金融界又颇有一些名望和人脉,进入恒顺后他首先斥借资金解决这最大难题,随后又挖掘出恒顺的内在潜力,不久就使得这个百年醋坊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解放前夕,由于恒顺是个百年名店,国民党当局策划其搬迁至台湾。此时,已收到地下党匿名信的父亲,按照党的指示,团结广大职工,拒绝搬迁。反迁厂最激烈时,父亲曾与职工在醋坊门口与当局展开“拉锯战”:当局要求停业,在外强行关门;职工们则在里面拉着铁栏门阻止。在父亲及职工的努力下,恒顺终于迎来了解放,并在“稳定局势、保障供给,恢复与发展经济”,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“文革”中,父亲被又一次打倒,那些日子,他和李友芳被造反派带着四处被游斗。外调人员逼他承认符德铭是自首变节后被释放的,是叛徒。他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已做好的假证材料上签字,放弃一次“立功”的机会,遭到更加严厉的责罚。造反派明明知道父亲患有严重高血压,心脏及动脉粥样硬化的顽疾,还强令他作洗瓶的重劳动,以至于劳动中倒下,中风半身不遂。73年,他又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罪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,在家服刑。其罪行是他曾与朋友聊过一段往事:上世纪30年他由香港返乡探亲,途径上海,参加上海金融界同仁举办的舞会,舞会上有两个电影明星“走穴”,陪吃饭、跳舞、打牌,其中一位叫蓝萍。上海的朋友告诉他,这种三流明星的出场费一般在50-100元之间。父亲善乐好施,有些年代,除夕年夜饭后,他会带着装有米肉的车子到棚户区,在贫困人家门前放一小袋米,一块肉和几块大洋,敲敲门后就离去。对地方上的公益慈善事业也热心参与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到南京看望父亲的好友、南京医学院院长姚荷生先生。在交谈中他深情回忆说;“抗战胜利后,百废待兴,我主建青华中学(市三中前身),资金短缺,找你父亲赞助,他一口答应,并立即办理,数目比期望值高出许多。你父亲真是慷慨名士!

父亲为人正直,急公好义,逆境中也能从容自如,乐观进取。给我们子女留下深刻的印象,打下深深的烙印。我们也是尊循父亲的言传身教,励志艰难前行的。我的姐姐符文渝就是因为父亲常谈化腐朽为神奇的发酵专业而入迷。56年她考上了南京林学院“林产化学”专业。此专业就是把木屑经过发酵、水解,提出酒精;把米糠,麦麸经过发酵,使之提高其营养价值,使家禽爱吃,更好成长。就是受父亲的影响,“发酵”成了她的终身职业,最终在国家粮食局,饲料局退休。我的大妹符文澜,63年响应号召下放到镇江水产养殖场,做水产养殖农民。她不怕吃苦,每日餐风饮露,在广茅的养殖场露天作业。她先后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,三八红旗手,还当选为区人大代表,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谈到我自己,因身体力行,感触更深。58年我初中毕业,比同班同学小二岁,但因父亲是右派,升学无望。我母亲57年就去世,我——个几房合一个,爹爹疼,奶奶爱娇惯的仅14岁独子,不得不承担全部的家务,不但要承担买汰、烧的家务,还要带二个幼妹。煎熬了五年,于63年侥幸又考上了高中。进高中就是想上大学,可是66年文革开始了,我们这群上了五年的66届高中毕业生大部分下放到农村。我是下放到句容县东昌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那时我不但是右派,还是被判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。别人上调,我是无门。不仅不能上调回城,74年,我又遭车祸至“严重脑震荡”,“颅内血肿”“颅骨骨折”“颅骨骨髓炎”辗转至江滨医院接受抢救,当时,我昏迷不醒,头肿得跟笆斗大,住在医院抢救病房,全身赤裸,不时的用酒清擦身以降温,身上插有八根管子,分别是输液、输血、导尿、输氧等,医师先后开了二次病危通知单,还对我姐、妹说,病人成活率在5%左右,即使侥幸成活,也可能为“呆子”“痴子”。我经开颅手术,拿出脑膜外淤血,达九小杯之多。当我在病房中完全清醒后,我惊讶:我怎么来到医院?医师告诉我:如果你知道怎么受伤。你就不是“脑外伤”。原来“脑外伤”都不知道当初受伤的经过。我是以病退的理由最后返回镇江的。文革结束,拨乱反正,改革开放,我们国家迎来了新的春天。我父亲的右派得到改正,反革命的判刑予以平反,已被开除除出民建的决定也得以纠正。经过这么大的迂回、曲折我于79年以建材局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第一届全国电视大学。当我兴冲冲的向叔叔黄晶觉报喜时,受到的不是赞扬,而是训斥:你是个严重“脑外伤”者,能存活已属侥幸,你还要上电大?不要有此梦想!上大学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,经过多少曲折,终求此机遇,岂能放过?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坚持把电大读完。电大毕业后,我先搞电气的施工,后来就参与电气设计。“电气设计,不但是我的工作,我把它当作终身的事业。”在设计院,我不但努力搞好本职设计工作外,还积极搞本专业的学术交流工作,是镇江市土木建筑学会建筑电气学术委员的副主任委员。我把工作中的问题,总结提高写成论文,先后在国家级、省市级学术刊物上发表,活跃本专业的学术气氛。我,一个大专生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。又经严格的考核成为国家注册执业电气工程师。很多知专都提前下岗,而我退休后被单位挽留,留用十年方正式退休。我带了四、五个徒弟,他们都学有所成,成为单位的骨干,栋梁之材。

我于87年又走父亲的老路,光荣加入了民主建国会。我积极参加会内活动,接受教育,数次参加了民建市代表大会。总结我父亲的艰难一生,我们姐弟的曲折,坎坷的大半生,那就是不忘初心跟党走。如今,我已近耄耋之年,回忆往事,感叹唏吁。过去,真有那么巨大的力量,使人魂牵梦萦之余,还影响今日。我退休后,即参加冬泳,在冰天雪地的天气,跳入刺骨的泳池游泳,那是迥然不同的刺激与快慰。冬泳,治好了我许多慢性病,丰富我的退休生活,如今已坚持冬泳13年。回忆往事,聊以自慰的是,因为跟党走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险阻,不颓废,不堕落,不断注入正能量,百折不挠,励志更坚定!

借此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七十周年,民建镇江分会组建六十周年之时,聊以此文,以作纪念。(符文润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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